女作家泰勒·史蒂文斯（Taylor Stevens）是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她自小被信奉邪教“上帝之子”的父母带入邪教公社生活，期间先后辗转多个国家，过着被逼迫乞讨、被性侵犯的非人生活。她在29岁那年终于逃离邪教组织，回到美国。她以自己幼时的经历为蓝本，塑造了以迈克尔·芒罗为主角的系列小说，该系列小说一经发表，就获得美国众多知名媒体和出版人以及作家们的一致好评，被称为最具勇气和时代精神的作品，其本人也被赞誉为横空出世的天才。
近日，她在美国沙龙网（www.salon.com）上发表文章，回忆了自己当年在“上帝之子”邪教公社生活时那段不堪回首的经历，称在“上帝之子”日本公社的那几年是“最坏的时光”，时隔25年后和自己的孩子再来日本，终于让自己走出了那段阴影，心理上得到了“自由”。
泰勒·史蒂文斯的回忆文章如下：
作者：泰勒·史蒂文斯（Taylor Stevens）
我童年时期是在一个叫“上帝之子”的邪教组织中度过的。这个邪教组织由大卫·B·伯格(也称摩西·大卫·伯格)于1968年在美国加州创立，通过宣扬“世界末日论”和孤立主义运动，利用六七十年代嬉皮士的“性爱自由”文化吸引信徒，很快在全球传播开来，并在100多个国家建立了邪教公社。
当大多数人谈论起邪教组织，他们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德州瓦克市（Waco）的大卫教派（Branch
Davidian）；但是我所在的邪教公社一般位于中产甚至上层社会居住的社区，邻居们一般对邪教一无所知。在我们那个邪教不允许拥有私有财产，也不让我们在某地长期居住，所以即使一个邪教公社在某地存在了很久，但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我们每一个人都只是在不同的邪教公社短暂居住。教派的理念是，一个人拥有的任何东西不属于他，而是属于邪教公社乃至整个教派，而该理论也适用于配偶和子女，所以即使一个家庭住在一个屋檐下，他们也不像一家人一样生活。
从我记事时开始，生活就是一个变化的漩涡：周围都是不断变化的脸、人名、口音和性格。一天下来，父母，兄弟姐妹或者朋友都可能离你而去。有些人我知道他们去哪了，有些则不知道。当然，就如同滚滚尘埃中也有不动的岩石，有些东西是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信仰、从上到下的控制，没有个性和自主权，以及每天被逼去做苦工和杂役来满足很多人的衣食需求。
14岁那年，我已经跟随着邪教组织先后在三个大洲、十几个国家辗转漂泊。在日本我过的最惨。
作者去日本故地重游的广岛和平公园
我的家庭在我12岁时候来到了亚洲，在随后的五年中，我在韩国和日本之间往返漂泊。偶尔和我的父母住在同一个邪教公社，但大多数时候不在一起。在这几年中，我的记忆只有两部分，一是在邪教公社内的生活，另外就是在街头的生活。我对邪教公社的大多数据点的记忆很模糊，部分原因是时间冲淡了记忆，更主要的原因是这个邪教的地下活动特性。我经常不知道我所处的地址——可能是为了有人逼我说出邪教公社地址的时候说不出来——我每次离开邪教公社到外面去的时候都有人押送。
这个邪教的教义不允许信徒去做有偿工作。邪教组织平时租房、买生活用品等的开销几乎全部来自于乞讨和兜售邪教宣传册和音像制品。我们的衣服和食品主要是通过行骗让人们白送给我们，我们把这种方式称为“提取储备金”。
这个邪教组织大多数的街头乞讨活动都是由儿童来完成的，因为对于普通人来说，相比好手好脚的成年乞丐，你很难拒绝一个儿童的乞讨。此外，邪教组织内由于无节制的生育，像我们这种儿童很多，读到六年级就已经是一种浪费了，这为邪教组织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
我能记住名字的地方也是我行乞时间最长的地方：东京、大阪、奈良、神户、广岛、福冈。
14岁那年在东京的时候，我曾经有过短暂的反抗；那时候我每天有8到10个小时逐家逐户乞讨，目的是为了让邪教公社不至于越来越穷。我那时候已经不想活了，并且第一次开始不相信我从小的信仰。我爆发了，开始对一些比较好欺负的成年教徒不敬：我和他们顶嘴争论，就一些小事大闹。在这个邪教组织内部的极权构架中，这是令人震惊且从未有过的行为。我所在的邪教公社的领袖认为我出现这种态度是因为缺乏爱，所以他的解决办法是让一个成年男信徒和我发生性关系。他们为此专门布置了一个有床的房间，里面放着浪漫的音乐。当我在那个房间里面意识到将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就不停地说话，直到第二天早上那个男人无法忍受喊着要睡觉。
在我的记忆中，我分不清大阪、奈良和神户，也不知道是在其中的哪个城市的一年秋天，我们的房东准备拆掉房子，我们被赶了出来。在人们普遍住大房子的国家尚且不容易短期内找到能容纳40几个人的便宜住所，在日本就更不可能了。由于没有住所且冬天快来了，我们的邪教公社化整为零。我被分配到和两个成年男子、两个小男孩（不满13岁），一个更小的女孩住在一起。我们靠一个客货两用车生活居住。在长达数星期的时间里我都穿着凉鞋在雪地里穿行，因为这是我唯一鞋子。
乞讨，找免费的食物，找免费的旅馆安顿（货客车住不下所有人），这样的生活日复一日。当找不到免费的旅馆时，我们就在城镇的贫民窟里面住便宜的旅馆，但我们只有钱开一个小房间，因为钱基本上都被邪教公社的领袖们拿去在旅馆长期包房居住了。和我一起的两个成年男子轮流在货客车里面和小孩子一起睡，并随时跟踪监视我，因为我这时候已经15岁了，没有人会奇怪一对男女睡在同一个房间。
我对那时候的回忆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对能拥有床和热水这样奢侈品的感激之情，还有就是当我回忆那些夜晚后，随之而来的恶心感，但这只是一时的。真正如梦靥般缠绕着我的还是在街头乞讨的艰难岁月，那时候被人拒绝的时候多于施舍，每天天黑时候会产生这样一种绝望：我们永远也乞讨不到足够的钱，这样的日子每天都在重复。
以作者在日本的邪教组织经历改编的小说《面具（The
Mask）》
我们的邪教公社领袖经常在大阪-奈良-神户三地交界处某地为我进行驱邪。讲故事是我的特长，因为我们平时的生活接触不到外界的电影、音乐、书籍，讲故事是唯一的娱乐。后来，我开始把我讲的故事写下来。当我写故事的笔记本被他们发现，就会被拿走烧掉；我得到的惩罚是被关三天禁闭，且不许吃饭。他们说要先让我的身体虚弱，这样才能驱除控制我的邪魔。他们指控我为女巫，想让我认罪忏悔，我认了。我写下了所有我做过可能会被他们定罪的事情，然后编造出来了他们想听的东西。真是讽刺，我因为编故事受惩罚，随后又通过编故事来减轻落在我身上的惩罚。我认为他们没有完全相信我身上的邪魔得到了驱除，因为他们很快把我转移到另一个邪教公社，这里全是比我小的多的孩子和成年人，没有同龄人可以被我“污染”。在接下来的七个月里，他们指派了一个男人随时盯着我，并且让他在我身上的邪魔出现时候“打掉”它们。谢天谢地，他们眼中的“邪魔”没有出现。
我在17岁时候离开了日本。如果整个这段经历是一部电影，那么接下来的经历就是两分钟的蒙太奇：我搬到了别的国家，经历了更多的邪教公社。在日本所受的虐待和控制继续着，甚至还加剧了，最后如火山般喷发。20几岁的时候我来到了非洲，我所受到折磨有所缓解，这时候我决定逃离邪教组织获得自由。29岁那年我逃出来了。这时候的我文盲一个，已经和一个与我有同样经历的男人结婚生了两个小孩，没有作为一个人应该享有的社会支持，没有家庭、朋友，任何人的帮助。我们全家一起离开教会，最终到了美国并在德克萨斯州定居下来。孩子慢慢长大，我修复着心理创伤。我自学文学写作，离婚，出版了小说，意识到我比我母亲当年带我搬到日本时候的年纪还大——当时32岁的她和我父亲带着5个孩子搬到日本的邪教公社。
这些年，日本成了我的一块心结，我开始在想：如果我现在以一个自由人的身份，去重访那个造就了我过去人生的国家，并重温当年的记忆，会是一种怎样的感受？我在想是否可以回到我受伤害最大的那个地方，用现在的状态，重写记忆。我想让我的孩子看看这个我长大的国家，给他们看看我曾经乞讨的地方，这样他们就会理解到我经历了什么，就不会认为他们现在所拥有的中层阶级的正常生活是理所应当的。最重要的是，我想以全新的我重新走走这些街道。虽然我曾经生活在这样的街上，但是我仍然成为了正常人，也正因为它们某种程度上成就了现在的我。我也常常怀疑这主意不好：这很有可能撕开一个已经愈合的伤口。
随着我写的小说越来越多，这种疑问也越来越强。我写的惊悚小说以迈克尔·芒罗（Michael Munroe）为主角，这是一个和杰森·伯恩（电影《谍影重重》主角）和杰克·里奇（电影《侠探杰克》主角）一样的角色。这些小说中的事件的发生地点都是来自于现实生活，这一次我准备把女主角放到日本。
离开日本25年之后，我带着孩子回来了，而且是回到了我当年悲催经历的震中区——大阪，我的两个孩子和我当年的年纪差不多。我们去了当年我乞讨过的庙宇和城堡。我第一次以游客的身份买门票进入这些地方。进去的每一个时刻我都充满了力量，不仅因为看到了那些当年对我关闭的地方，而且我能简单轻松地跨过每道门坎。我们一起吃着那些当年我闻了五年都从没有吃过的食物。每花掉一块钱都是一个神圣的时刻，花钱让我那张多年受孤独和贫困折磨的脸上充满了笑容。我在日本的三周中游览的地方比我之前在日本居住那五年还多。
在广岛的和平纪念公园是我情绪最激动的时刻。与我当年待过的其他地方相比，广岛并没有特别坏的记忆。我住在广岛的时候13岁，和父母分离了一年，随后又短暂相聚。在广岛我们去了我当年乞讨过的地方，快三十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和平公园里面每一个路口，每一个神龛，每一个遗迹。我站在碎石路的中间环顾四周，呼吸着周围的空气，回忆过去的生活、过去的我，又思考我回到这里的意义，审视着现在的我；我看着和我当年在这些碎石路上乞讨的时候年纪差不多大的女儿，百感交集，忍不住哭了起来。
这次旅行给了我写作我下一部小说《面具》所需的一切灵感；现在日本对我来说已经是过去式了，我再也不彷徨，不在意，也再也不想回来了——虽然天气阴冷时当我坐在温暖的室内看着窗外时，感恩之心会涌上心头。因为在这样的天气，我并没有在外面挨家挨户乞讨，带着痛苦和绝望希望乞讨到足够的钱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