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7日，mercatornet.com登载澳大利亚联邦和州政府公共关系专家阿利斯泰尔·尼古拉斯（Alistair Nicholas）的文章（标题：《关于对中国器官采摘的判决：缺乏证据》），文章指出葛特曼《大屠杀》一书证据严重不足，作为服务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其他安全机构的外交政策专家，葛特曼不适合充当调查记者。以下是文章的全文翻译（原文参见：http://www.mercatornet.com/articles/view/verdict-on-chinese-organ-harvesting-not-proven/16225#sthash.q4JPZfKm.dpuf）
关于对中国采摘器官的判决：缺乏证据
——细节骇人听闻，证据严重不足
我不明白葛特曼最近出版的《大屠杀》一书有何目的，他的第一本书，即《失去新中国》，对于这位中国问题老手来说，已是不尽人意，漏洞百出，学术价值可怜。事实上，看起来葛特曼更有兴趣于斥责中国，而不是平衡地评估美国的在华利益。
十年过去了，葛特曼的方式依然没有长进。尽管《大屠杀》涉及的是对侵犯人权行为即中国政府在囚犯死亡前后采摘他们的器官的严肃指控，但它所做的调查却令人失望。
尽管葛特曼的资证是以外交政策专家的身份向中央情报局和其它美国安全机构提供简报，但作为替《华尔街日报》以及其他出版物撰文的调查记者，葛特曼的书具有可怜的新闻水准和专家水平。
《大屠杀》的主要缺陷在于，葛特曼依据的是几名法轮功难民的证言，他称这些人在“某种医疗背景下有着莫名妙的经历”。他推测称，这些人的经历，就是决定他们的器官是否足够健康从而在人体器官黑市出售的体检。对这些单薄证据，葛特曼解释理由是，法轮功信徒很少有机会逃脱关押状态到中国之外讲述他们的故事。
尽管葛特曼也采访了其余百十名证人，比如尼亚特·阿布都热伊姆（Nijat Abdureyimu）——一位曾在特警队服役并卷入器官采摘的维吾尔警察，但这些人也无法对葛特曼的指控提供支持。这些人讲述的是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的事情，没有证据显示器官采摘在2015年仍在发生——除了法轮功难民在监狱中曾接受过“莫名其妙”的医疗检查外。
《大屠杀》的另一缺陷是，它提供了冗长、详细但无必要的法轮功历史。这难免让读者会问“在哪儿发生这种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尽管该书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中国政府为何要残酷迫害法轮功，但它无法给出这一问题的答案。这点让人失望，因为答案非常简单，而且不需要拥有中国历史学或政治学博士学位就能回答。
任何一位在中国呆过的人，都有可能给出答案。答案就是，中国政府担心由末日派邪教所诱发的群体性运动。中国的邪教历史经历迫使政府对地下运动担心。想想看吧，1794年至1804年的白莲教起义，造成数万人死亡，清政府遭受沉重打击。想想看吧，1850年至1864年的太平天国起义，造成2000万人死亡。再想想看吧，1899年至1901年的义和团运动，造成一万人死亡，政府消失在混乱中。
这种历史经历，使得共产党政府对自己控制之外的所有宗教运动都高度怀疑，比如地下天主教教会、基督教家庭教会运动以及法轮功。其中，法轮功最具威胁，这是由于它的出现及传播速度以及它吸引共产党员加入高层的事实。葛特曼无需解释这点，不过既然他提到这一问题，只需用该书的一个章节就足矣。
《大屠杀》读起来令人聱牙，除了题材（政治压迫、虐待、群体杀害和器官采摘），葛特曼的沉闷风格和冗长细节使得《大屠杀》读起来像是大学教科书。
然而，该书的最差方面在于：它无法提供人体器官采摘仍在今天的中国进行的结论性证据，甚至哈根斯病态的塑化尸体艺术展（据说许多尸体属于被执行死亡的法轮功信徒的）之说也是过时的。葛特曼甚至大造阴谋理论，将哈根斯、下台的中国政治人物薄熙来与起初对法轮功打击联系起来。发生在这位中国问题老手身上，让人感觉非常牵强附会。
不幸的是，《大屠杀》对中国目前处理政治和宗教异议人士的作法着墨很少。该书缺乏足够的证据，来支撑葛特曼所称的中国政府仍然在杀害和采摘异议人士的器官。苏格兰法律体系认为，法官可以做出三种判决：无罪、有罪和缺乏证据。基于上述例子，我必须宣布以下判决：被告（指中国政府）因“缺乏证据”而无罪。
读者可以在法轮功的国际出版物《大纪元时报》上找到类似指控，毫无疑问，《大纪元时报》是葛特曼不时的参考，至少来说它的文章写得短小精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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